1964年，我走进北京协和医院，在人生的历程中，划上一条新的起跑线。又过了好几年，我才真正见到了曾宪九教授（图1 ）。他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学家、外科实验医学家、外科生理学家。他有学者风度，谦逊平和。他经历过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受过挫折和屈辱、有过困惑和苦恼。然而，他的信仰始终没有改变。他热爱祖国，热爱医学。他坚持创新和创业，以协和的建设和发展为生活目标，以自己终身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感化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我始终难忘，在“文革”年代，在嘈杂的、怒吼的人群中，听到他的话语，是那么亲切感人。曾宪九教授是我的老师，他塑造了我的后半辈子。
（一）
曾宪九教授曾说，他深受两位学者的影响。一位是John Hunter（1728至1793年），另一位是Francis Moore（1913至2001年）。Hunter是一位英国解剖学家（图2 ）。1761年因战争加入英国军队，做外科医师。1776年他被任命为“Surgeon extraordinary to the king”（特级外科御医）。然而，他始终坚持比较解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例如蛇和蚚蜴的冬眠、淋巴循环的功能和重要性。1780年，他在英国皇家学会，以“子宫-胎盘循环”为题发表学术演讲。
Hunter运用解剖学知识和解剖技能，对动物的生理学和病理学进行实验性研究。他认为，任何假设必须经科学实验，“引出某些原则，应用于实践”，仅仅有解剖学的知识基础，缺乏科学实验的精神，不足以成为好的外科医师。曾宪九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学家、外科实验医学家、外科生理学家。他一生走的就是Hunter那样的一条路。
虽然早在18世纪，Hunter的学术思想为后来者打开了大门，但国际上外科实验室的普遍建立，却在20世纪迟迟到来。担当这个时期领跑者的是Moore教授。
（二）
Francis Moore是美国著名的外科学家（图3 ）。早在1942年，他担任麻省总医院总住院医师期间，就对外科患者手术后的代谢反应进行开拓性研究。年仅34岁，他已晋升为哈佛医学院外科教授，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他的研究特点在于把生理学实验室研究和临床实践相结合。1959年出版的《外科患者的代谢治疗》（Metabolic Care of the Surgical Patient）是他的代表作。
曾宪九教授读了这本书，深受鼓舞。他决心要迎头赶上。1960年，我国出版该书的影印本，他作为外科主任，及时安排采购，发给大外科（包括基本外科、骨科、神经外科等）全体主治医师和部分住院医师，人手一册，供大家学习。曾宪九教授急切希望引进Moore的研究成果，有他深远的谋虑。
1960年，曾宪九教授创建国内第一家外科代谢实验室，建立了钾、钠、氮平衡测量技术，血浆容量和红细胞容量等测量技术，成功地应用稳定同位素重氢（重水）测量人的总体水的方法。曾宪九教授建立外科实验室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外科实验室是“临床基础研究”型实验室，目的在于解决临床问题，改进治疗。
曾宪九、费立民、蒋朱明（图4 ）等对外科患者代谢问题的开拓性研究，获得Moore高度赞赏。1981年，Moore应邀来华访问，会见曾宪九教授（图5 ）。他为蒋朱明教授去哈佛医学院Wilmore教授的研究所进修提供奖学金。
Moore曾经在朝鲜战争中参加对伤员的治疗工作。在多年严重创伤的伤员治疗中，他特别关注创伤后的病理生理反应。因此，危重患者的营养代谢以及创伤后的机体反应，成为他终生从事研究的两大课题。
Moore的医学创新思维影响着曾宪九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多次发生严重感染（包括细菌性感染以及病毒传染病的大流行）和严重创伤（包括多次严重自然灾害，如大地震）等事件的客观需要，有力地促进了教学医院和大城市医院ICU的发展。曾教授十分重视外源性损伤因素对于人的机体应答所引发的紊乱以及各器官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外科实验室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为20世纪80年代危重患者机体反应和器官功能支持等课题打下了基础。机体反应的调控以及器官功能支持是支撑危重患者加强医疗的主体框架。曾宪九教授是危重病医学（Critical Care Medicine）在中国的奠基人。在我国外科学的历史上，他跨出了划时代的一步。
回顾历史，曾宪九教授领导的外科实验室曾于1966年被迫停止工作达10年之久。1978年，改革开放后，曾教授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外科病房，重新出现在跟随他多年的弟子群体中。时不时，中午做完手术（图6 ），顾不上吃饭，他从老楼四层手术室下来，跨过一片广场，直上医大教学楼五层，看我做动物实验，或者穿上手术衣，戴上手套，和我一起干。他深感10年的蹉跎岁月对外科发展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他重新组合力量，扭转停滞不前的局面，开拓外科新的领域。
（三）
1964年，我奉命从上海瑞金医院进入北京协和医院。我原来就读的震旦大学医学院在校学制只有6年，医学预科学习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没有遗传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选修课程。第6学年，我进入瑞金医院当实习医生，2~3个月后，就奉调去哥本哈根，随妇女代表团参加国际会议，担任一名小翻译。回国后，我的在校学习就此结束，被分配在母校教学医院。从此，每年必有1或2次出差到北京参加涉外工作。医院无法安排我的住院医师培训计划。就在校学习和住院医师培训的整体而言，我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当我走进这座宫殿式建筑之时，不禁自问，我可能被北京协和医院接受吗？
1966年“文革”开始，1970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被迫停办，北京协和医院难以维持原有的规章制度，且出现后继乏人的境况。1978年“文革”结束，全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历史阶段。北京协和医院需要重建，核心问题是首先要明确各学科的发展方向，引导大家放手做好工作，从中发现和选择最合适的人选，培养新一代的骨干队伍。
由于特殊年代长期的精神压抑，我并不明白自己究竟有什么长处。然而，曾宪九教授没有嫌弃我。他复出后，在临床实践中，循循善诱，培养我的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我感受到曾教授给我的帮助和教导，但我必须自觉地去把工作做好。
1979年，按国家计划，曾宪九教授派我去巴黎学习危重病医学，回国后建立ICU。曾教授以他的逻辑思维和实验求证的精神，引领ICU和危重病医学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他是危重病医学在中国的奠基人。我终于感悟，一家好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好老师——我敬爱的曾宪九教授，两者在一个新的时代，给我新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对北京协和医院、对曾宪九教授，将永远怀着感恩之心和敬畏之心。
（四）
1979年，在一次例行的体格检查中，曾宪九教授胸片显示左肺下叶块状阴影。4月11日，他接受开胸手术探查，术后病理报告证实为肺泡细胞癌，决定进行术后放射治疗。经短暂休养后，曾教授重返工作岗位。癌症不能遏制他的思维能力。
1980年，曾教授作为中国医学代表团成员，应邀赴法国访问。在法国外科学会学术会议上，他报告了当时世界上最大一组胰岛细胞瘤病例。他用精密的技术进行了准确的诊断，治愈率高，而病死率低。他的工作受到法国外科学界高度的评价。
1981年，我学习期满回国。1982年，曾教授抓紧时机，筹建ICU。1984年，国内第一家规范化的综合性ICU建立。创建之初，他以抱病之身，坚持每天查房。曾宪九教授指出：“做学问就要问个为什么，创新思维意味着从事研究的人必须学会发现别人没有看到的问题，研究课题应该来源于临床实践。”他反对“从书本到书本”。
曾教授和我们一起复习病例，发现有15例患者呈典型的严重感染伴有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最后死亡，剖腹或尸解都没有找到感染病灶。“患者为什么死亡？”曾教授向他的学生们提问，他也在问自己。
遗憾的是，曾教授在1985年春去世，享年71岁。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时至今朝，新冠肺炎在全世界大流行。从疫情防治工作来看，新冠病毒对人体机体反应所造成的损害，比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病毒更为严重，我们对COVID-19危重患者的治疗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曾宪九教授的提问，仍将激励我们用自己的研究加以求证。
从1956年正式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直至1985年逝世，曾宪九教授在这一重要岗位上，勤奋工作了30年。他不是院士，晋升一级教授的批件在他临终前8天才到达他的手里。曾宪九教授无疑是一位好医师、一位好科学家、一位好老师。终其一生，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老师和学生形成共同体，使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在祖国的大地上，根深蒂固，长成参天大树。曾宪九教授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面旗帜。